2013年3月22日，亚洲杯预选赛中国队对阵伊拉克队，胜负被留到最后时刻，于大宝在补时阶段打进制胜球，帮助中国队拿下这场较量。赛后，伊拉克方面提出的抗议并不指向进球本身，而是指向补时时长，他们认为主裁判给出的补时超出了合理范围。争议由此从一次门前抢点，转向一个更基础的问题：补时究竟由谁决定、怎么计算、能不能被质疑。一次抗议把补时规则推到台前，也让后来的计时口径有了细化的动力。
亚洲杯预选赛的这场较量，胜负一直拖到最后阶段才见分晓，中国队的进攻在常规时间里没能提前解决战斗。于大宝在补时阶段把握住门前机会，把球送进网内，比赛的走向在最后一刻被改写。对中国队来说，这是价值极高的一个结果；对伊拉克队来说，失球出现的时段超出了预期。
伊拉克方面提出的抗议焦点很明确，就是补时给得太长。Mahjong按他们的理解，主裁判在常规时间结束后给出的补时应当在一个可接受的区间内结束，而那粒进球出现在他们认定的时限之后。于大宝的进球是否有效，取决于补时牌上的数字如何计算，以及主裁判是否已经鸣哨终止比赛。
争议的根源在于补时本身就不是一个精确到秒的固定值。它由主裁判根据场上实际损耗的时间估算得出，换人、伤病处理、庆祝和拖延都会计入其中。不同裁判对同一场比赛的估算可能并不相同，这给赛后质疑留下了空间，也让补时成为规则讨论里最容易被情绪包裹的部分。
按照竞赛规则，比赛时间由主裁判掌控，补时的具体时长也由他决定。第四官员在场边举起电子牌，把主裁判给出的补时数字向全场公示，这块牌子承担的是告知功能，让球员和教练知道大概还要踢多久。于大宝的进球，就发生在牌子公示的这段时间里。
补时牌上的数字并不是一道硬性的截止线。补时阶段内部同样会损耗时间，换人、伤员处理、进球后的庆祝、明显的拖延都会让实际比赛时间缩水。主裁判有权在这些情形之后继续延长，直到他认为时间已经补足，于大宝的进球之所以成立，前提正是主裁判当时还没有鸣哨结束比赛。
也正因如此，赛后围绕补时的争论往往缺少可以量化的支点。从公开信息看，能查到的主要是补时牌上的数字，主裁判对每一段时间的判定依据并不会逐条公布。伊拉克方面提出抗议，能够表达的是不满，很难拿出足以推翻结果的证据。
在补时话题上最常见的误区，是把补时当成一段停表的时间。足球比赛的时间连续流动，主裁判鸣哨中断后并不停表，补时只是把中断损耗的时间大致还回去。于大宝的绝杀提醒人们，补时里的每一分钟都在正常计时，比赛并没有进入一段不受约束的额外时间。
另一个误区是认为补时阶段的进球和判罚应当从宽处理。规则并没有为补时单设一套判罚标准，越位、犯规、手球的认定与常规时间完全一致，补时里的每一次身体对抗同样要被严格审视。于大宝在门前获得的每一次触球机会，适用的都是同一套规则。
时间管理属于主裁判的职权范围，针对补时时长的申诉通常难以改变已经确认的比赛结果。这也是此类争议反复出现却少有实质改判的原因，规则把时间判定的权力交给了场上，赛后很难再翻动。以官方为准，最终记录在案的仍是那粒补时进球和那场比赛的结果。
争议之后，围绕补时的规则表述一直在往细里走。国际足球理事会作为足球竞赛规则的制定方，近年反复强调补时应当算准，把换人、伤病处理、进球庆祝、视频回看等环节的时间明确列入需要补足的范围。这些表述的用意，是减少裁判凭感觉拍板可能带来的偏差。
对前锋来说，补时的价值被重新认识。于大宝属于禁区内嗅觉灵敏的类型，抢点、补射、二点球的处理是他的长处，这类能力在比赛末段往往被放大。补时越长，门前出现混乱的机会越多，愿意在最后时刻坚持前插的人，收获也越多。
对赛事组织者来说，补时口径的统一关系到公信力。补时过短会被质疑拖延时间得利，补时过长又会引来另一方的抗议，2013年于大宝补时绝杀引发的争议就落在后一种情形上。把计算方式写得更清楚，是减少这类摩擦最直接的办法。
2013年的那次抗议，把一个技术问题摆到了明面上：补时该由谁说了算，又该怎么算。此后规则的走势相当清楚，计时从裁判的个人裁量，逐步转向更细的计算口径和更透明的公示方式，于大宝那粒进球也因此常被当作讨论补时的起点。
对照此后几个赛季的赛场，补时阶段的进球和补时牌上的数字依旧是焦点，争议的形态几乎没变。从2013年亚洲杯预选赛的那场较量到近年的规则细化，主线始终是同一件事：把时间算清楚，让胜负落回球员脚下，于大宝的那次抢点就是最早的注脚。
